自己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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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我的童年是在军营中度过的。

   这所军营位于北京市的北郊，是一所培养炮兵干部的军事院校。

   军号声是我来到人世间最先听到的音乐。军号唤我起床，军号伴我入眠。3岁的时候，我进了大院的幼儿园时，已能分辨起床号、熄灯号和集合号。

   幼儿园的游乐设施比较齐全。有翘板、转椅、木马、秋千、滑梯，还有当时很新潮的攀登架。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玩弄泥巴，惹得老师经常训斥我们。

   幼儿园是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来教育我们的。每天都上文化课，中午要睡午觉，起床后，大家围坐在桌子边，阿姨给每人一个熟土豆，一小碟白糖，有时是水果和牛奶。

   我最不喜欢阿姨每隔两三天就检查一次手指甲，一发现你的指甲长了，或是有黑垢，就抓紧你的手指头，把你的指甲剪得圆圆的，象小女孩的手。

   和我一样，许多小朋友都不喜欢剪指甲。有时候还发生过把手指剪破的事。孩子告诉了父母，这些行伍出身的军官立刻去骂阿姨。阿姨强调这是苏联教育方法，这些军官便哑口无言，马上给阿姨道歉。拉大旗做虎皮，阿姨为我们做了榜样。

   这些军人大多都是从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庄稼汉，性格直率、粗鲁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就是有了点文化，依然是骂骂咧咧的。这些中层军官稍有不顺心，便破口大骂，粗话十分自然、流畅地喷射出来，经常叫人接受不了。战争时期，上级、下级均能理解和容忍，因为战斗、战场需要他们。全国解放了，而他们却积习难改。

   但是，这些行伍出身的庄稼人特别信服苏联大鼻子。我们大院里的“喀秋莎”火箭炮是最好的证明。阿姨知道这点，她一抬出苏联这面大旗，这些军官就只有小声嘟囔：“他奶奶个熊，他妈妈个×，大鼻子每天剪指甲，跟娘们儿似的，还能造出这么厉害的大炮，真他妈的没想到。”

   我从来不向父母告阿姨的状。有时候，阿姨把我的胳膊拉得脱臼，我也不会去告状。我两岁时，很不听话，家里的保姆就使劲拉我的胳膊，她往上拉，我向下坠，我的胳膊就脱了臼，疼得我大喊大叫。后来，我就落下了容易脱臼的毛病。

  隔一段时间，老师都要抽出半天时间领着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大炮。有时还能看到参加天安门阅兵式的大炮。脱去炮衣的大炮，显得十分威武。站在被誉为“战争之神”的大炮前面，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，也常常肃然起敬，不再吵闹，不再嘻嘻哈哈。武器总给人一种威严的氛围，大炮则有一种震摄力。那雄武的大炮就是力量的象征。

   我家后面是一条笔直的马路，过了马路是一条小河，走过河上的小桥就是幼儿园。每天早晨，我自己去幼儿园。晚上，妈妈来接我回家。我不喜欢大人接，经常趁阿姨不注意时悄悄地溜出去，自己走回家。

   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大人的呵护，总是想表现自己有能力照顾自己，而且还有能力帮大人的忙。

   有一年夏天，我用高梁秸做飞机和眼镜，一不留神，尖硬的高梁皮一下扎进了我左手食指的指甲盖里，疼得我使劲大叫，回家后我没有告诉父母。我觉得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，后果就应该自己承担，这才象个男子汉。手上的伤哪里瞒得过父母，高梁皮扎得太深，几天后，整个指甲都脱落了。将近一个月,我像伤兵似的把手吊在胸前，十分狼狈。小朋友们都叫我国民党伤兵。

   我大妹妹出世后，奶奶从老家要来了一只白色的小奶羊，尖尖的犄角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可爱的是那奶羊下巴上长着一撮小胡子，向前翘着，有着十足的绅士风度。

   自从有了奶羊，我就成了小牧童。放羊就是我的事了。每天早晨我都拉着小奶羊到我家前面的小土坡上让它去吃草。到了星期天，我就放一天的羊。开始，我是兴致勃勃，后来，就觉得没意思了。放羊的时候，不再牵着它到处跑，或找嫩草地了，只是把奶羊领到有草的地方一拴了事。小小的年纪我开始知道了寂寞。奶羊在吃草，小山坡上除了我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蓝蓝的天幕下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。我躺在草地上，看着白云慢慢地变换着形状，慢慢地飘浮、慢慢地飘散。时间就这样轻轻地、轻轻地流逝，直到奶奶、妈妈或是哥哥来叫我回家吃饭。那时候，每个星期天只吃两餐饭。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是吃饭时间。有一天我去放羊，竟然在那个小土坡上躺了一天，忘记了回家吃饭。天都黑了，家里人才想起我，把我从草地上拉回家。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得那天我想了些什么，竟然那么长久地望着天空。看着白云。

   寂寞了，去看天。看白云形状，看层次；如果是阴天，就琢磨灰度的变幻，这是一种消磨寂寞的好办法。然而，你被关进房间，就惨了。小时候，我出麻疹，就被关进房间，不许出门，怕传染别人。我在屋里坐卧不安，烦躁，无奈，想哭，想喊，想砸玻璃，想找人打架。但是，寂静吞没了一切。根本没人理你。我只能自己找乐子。爸爸、妈妈下班回来后，我高兴、喊叫，积极地、主动地帮大人做事，只希望能让我出去玩一会儿。我的要求总是被拒绝。开始，还要闹一闹，后来干脆不提了。自己找乐子。两个星期的“禁闭”，让我学会了忍耐寂寞。

   其实，不管什么人都有寂寞的时候，只是，对待寂寞的方式不同罢了。